文殊者，妙也。妙在无思无识、恒与定俱，妙在淤泥莲华、烦恼菩提，妙在解行不二、自利利他，妙在难行能行、无我自在……由此“殊”胜而微妙的智慧与行愿所成就的“文”化即为“文殊文化”。这既是关于文殊的当机妙解，也是所有文友们正在自觉承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托命。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文殊智慧，以道相通。

    因陀罗网，常会“文”友；

    黎民社区，喜结“文”缘……

（五台山文化网将于文殊菩萨圣诞日正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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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背靠蒙古平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北方蒙古地区，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食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路当孔道”，所以南北区域的物资交换历来在山西十分活跃。可以看出明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明初晋商兴起的一个有利条件。

    祁县位于太岳山北麓，太原盆地南部，汾河东岸，从山地、丘陵逐渐过渡到平原，宜林适牧，林茂粮丰。据康熙乙己记载《祁县志·元》祁县“形胜”：“麓台峙于前，昌源萦于后，左翼凤山，右跨汾浒，而通光、五马诸河，经络其间。通志谓：群山遥障东南，清汾旋绕西北，益自古称壮邑焉。”明代以前，县域内昌源河纵贯南北，水量丰盈，河水清且缓慢，百姓依河开渠，引水灌溉，祁以此丰富。明代初期，外来移民大量迁入，洪武十一年（1378）至二十四年（1391）13年间净增2.45万人。农有耕地之暇，地乏矿资之源，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语殷富，实由此焉”。“有由于农业上的累积的赐予，有受着封建制度下的相对人口过剩下的压力”，“于是他们每以农商起家”。（傅志凌《明代陕西商人》、《明清朝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至清乾隆以后，商业发达，商业码头遍布全国，甚而远至蒙古、俄国。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把平遥、祁县、太谷的繁荣归究为“走西口”，但这恐怕只是原因之一吧，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区位特征。

1．受早期晋商文化的影响。在明代，富商集中在山西南部，如明人王士性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清初中部商人逐渐兴盛，南部商人衰败。清康熙时期，富商又集中在平阳府（今临汾市）和汾州府（今汾阳市），“平汾为山右富殷之乡，百姓颇有积蓄（山西学政刘於义《敬筹晋省积贮疏》，雍正三年从皇清奏议卷二十六）”。平遥、祁县、太谷、汾阳均属汾河流域，且为邻近县份，汾阳工商业的发达肯定影响了祁、太、平三县，商业、手工业起步较早。

2．相对富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先进，农业发达，自然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人口的增多，便使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变得恶化。在人口众多，资源条件恶化的情况下，经商谋生者众多。

3．加之祁、太、平三县地处秦陇等地北上和通往晋东南的孔道腹地，特别是晋东南、河南、湖、广等地北上大同、蒙古、东北等地的中转处，祁、太、平三县便成了南来往北、商品集散的大市场。最早的市场还仍限于省域内周围县份的农副产品交流，后来发展至省外，如平遥、祁县两县主要经营的颜料、茶叶等。

4．旅蒙商的成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旅蒙商始于清康熙年间，是通过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他们依靠灵活的营销、过硬的商品质量和周到的服务终于开拓并巩固了在蒙古草原的商业活动，特别是后期，他们脚足伸到了俄国、朝鲜、日本、中亚等地区。

二、以商为主体的城市格局构成了祁县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之二

    祁县商业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明清以来，结成了财力雄厚、人员众多的祁县商邦。商业资本，高度集中，面向全国派出分支经营手段各有特色，故有历史上有“金祁县，银太谷”之说。受此影响，祁县古城的城市格局也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如果说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礼制建制的城市，则

    祁县古城则是中国汉民族明清商业城市的典范。

    祁县古城格局虽受汉族传统“礼制”规划思想的影响，严格讲求方正端庄，经纬分明，中轴对称，但其与“礼制”为本的城市秩序有质的区别。

1．按“礼制”古城方三里，但祁县却不合此模式，可能是因为不够一定的等级，因此呈不规则形态，故称周长四里余三十步。

    据《康熙乙已·祁县志·元》建置志，叙曰：夫县之有经制，凡以为民也，祁当近边孔道，民社攸存，建置亡不周焉。置城池，严民卫也；置县治，听民事也；置学宫，育民才也；置公署，巡肃民瞻也；置坛祠，重民祀也；置武备，虞民患也；置里镇，置市集，奠民居而通民财也；置坊表，置铺舍，耸民望而檄民务也；置桥梁，置宫室，便民涉壮民观也。阙其一，则疏；敞其一，则陋。疏县陋，民将焉赖？厥系诚矣。可见其建置的指导思想，是以民为主，体现为民、便民，体现公平、公正、效率的现代城市规划原则。因此，在祁县商业繁荣的鼎盛时期，祁县古城处处体现着在商言商的品质。

2．历代古代城市布局体现的“辨方正位”，在祁县古城布局大至整个古城，小至民居大院，无不追求“人、天地、建筑”之间的和谐，亦即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五方四家，突出中心，强化中轴，面南为尊等一系列汉民族文化传统的“礼”序与习俗的布局程式。四方之内，就是中，中是统治的象征。而处在祁县古城中心位置的不是“择中而立”的衙署，而是祁县商会、文庙、武庙，衙署、城徨庙却偏居古城西北，政权退而次之，唯商会马首是从。也就是不似平遥古城的左文右武，左观右寺，左城徨、右衙署的严格对称的布局，也不似平遥以文庙及魁星楼为首的文系建筑（左即东半城），右为以武庙为首的武系建筑的礼制程式，而是文庙、武庙为邻，衙署和城徨庙相安。整个古城以商会、文庙、武庙为中心，其它庙宇、寺观随各个商业、居住、文化等庞大建筑群的形成，以及居住者的信奉、风俗，成为各个居民集中点的向心，成为城市的节点和公共中心。守制而不落俗套，灵活而不失规则。

3．祁县“十字型”主干大街，与其它古城“干”字型、“丁”字型主干大街有很大区别。“干”字或“丁”字型街道利于防守，在风水学中也有讲究，但不利于交通。祁县“十”字型主干大街，古城主轴线——东、西大街与其它道路的交叉均为“十”字，这十分便利于交通，当然也便利于商贸、集散。这种格局无位置尊卑，体现了平等、公正的儒商思想，十分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同时这种格局可能也体现着北魏时期鲜卑族入主中原后的营造思想。

4．如果说祁县古城是以商会统治人们行为，以文、武圣人规范人们的思想，那么教育则是统治和规范的基石。除创办于金代的昭余书院外，近代创办的女子小学、私立竞新学校直到商界创办商业专科学校，其可谓在商言商了。

    因此，就祁县古城格局来讲，它是现代商业城市的雏形，体现着中西文化的交融，它是以商业宗族、习俗维系在一起的庞大的商业群落，其街巷、公共设施（商会、庙寺、学校）、民居处处洋溢着“商”的品行。

    据统计，1910年，全县有商号1000余家，其中县城236家，贾令、东观、子洪、来远等镇320余家。就县城而言，在0.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236家商号，包括了商贸（茶、粮、布、药材等）、金融（钱庄、票号、银号、当铺等）、服务（饭店、餐饮等）的一个体系，足见商业之繁荣，资本之含量。祁县古城在商贸、票号发展兴衰的200多年过程中，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富商，由于有了这个基础，从而带动了城市建设的大发展，保证了城市建筑的较高质量，也促进了祁县古城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因此，祁县古城是研究明清商业城市的历史见证。

三、集山西晋商民居建筑之大成是祁县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之三

    山西晋商著名民居以祁县乔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灵石王家为典型代表，其中祁县占了两家，可窥见一斑。但祁县民居除乔家和渠家外，城内乔大院、何家大院、罗家大院、贾家大院、颉家大院、许家大院、范家大院、北梁村李家大院、渠家牛房院、渠旺宅、武甫文宅等以及长裕川茶庄、晋逢德茶庄、大德诚茶庄、大德恒票号、晋恒银号、宏晋银号等民居建筑，在山西传统民居的基础上，融贯中西，尽纳南北，几乎包容了五大经典民居的特征，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明清社会儒商之家的建筑风貌和经济社会人文现象。乔家以平实为特征：整个大院彼此联系又独立地分布着6所大院，20进小院，313间房屋，建筑方正而稳重，平实而古朴，整体围合在外实内静之中，家风的严与文跟建筑的平实相得益彰。渠家以飘逸为秉性，建筑为城堡式布局结构，18个四合院各成体系，但又互相连接，彼此沟通，形成院套院、门连院的飘逸格局；大院正中进入，是民居中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落，次第渐进，深邃莫测。大院西北处的长裕川茶庄，门面全部用青石浮雕刻成，整个大院亦商、亦儒，富丽而蕴含书卷之气，把渠家大院“逸”挥洒得淋漓尽致。何家大院为里十外三的双进四合院，为传统民居的“小法式”建筑；其另一院落为横五竖五闷房四合院，屋檐不露椽檩，而由带花纹的砖雕砌成，门窗顶部一律为拱形，窗子周沿由内向外呈喇叭型，拱型两下侧砖石凸凹相间，纵观全院充满西洋建筑韵味。而马家巷何家院偏又有南方建筑造型，北梁村李家大院为园林式住宅150亩，绿树环绕，景色宜人。凡此等等，祁县民居集中西文化之大成，其可谓是山西晋商民居的“博览会”。

四、文化积淀深厚是祁县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之四

    祁县文物古迹遍布县境，现存有古建筑113处，古遗址10处，古墓葬8处，石刻4处，古树33株，革命文物184处，其中有科学、历史、艺术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71处。

    祁县尊师重教相习成俗，藏书、出版亦很可观，馆藏文物多达2110件，其中古字画500余件，为唐、五代、宋、元、明、清近10个世纪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且大多数珍品，历代名家如南宋管道升，明代唐寅、仇英、董其昌，清代傅山、何绍基、钱载等人的真迹均有收藏。，此外，馆藏图书104000余册，其中古籍图书51000册，善本图书20000余册，数量之多，版本之精为国内县级图书收藏少有，所载宋版字《昌黎先生集考异》为海内外孤本，被誉为国宝。正是得益于久远的文明和尊师重教的文风，在古老的昭馀大地上蕴育出许多贤士名家，在诸子百家中独占鳌头，涌出以祁奚、王维、罗贯中、渠本翘等为代表的公、勇、才、学、财、义、德的诸多佼佼者。祁县民间文化也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祁县古城会馆、寺观众多，均代表不同利益团体。这些会馆、寺观是聚餐、演戏及各种庆典活动的场所。逢年过节，重大商业活动等都举办酬神和演戏的活动，因此，便自然成为晋剧、祁太秧歌的发祥地之一，与晋商、民居融为一体。渠家大院建有独立的戏台和戏台院，主人渠源验还组建了“上下聚犁园”的戏班子，既演出又培养小艺伶。同治年间，“上下聚犁园”成为中路梆子最有影响的一家，并曾唱红北京城。何家大院也建有三间房大的戏台。历史上祁县的棚会十分热闹而有名，曾有“祁县的棚会，太谷的灯会”之说。

五、勤俭、礼让、诚信、好学是祁县历史名城的内涵之五

    祁县历史上名人辈出，据《山西通志》卷二记载，太原府“士弃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按历史的延续和名人的业绩，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朝时期为第一阶段，明清至民国时期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涌现出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如祁奚（春秋），王允（东汉），温峤（晋），唐代三温、王维、王勃，北宋的王焘，元代罗贯中等。第二阶段中，以商富巨贾、民族资本家为突出，如戴光启父子、渠家祖孙，乔家祖孙，高锡禹等人。这些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对祁县的人文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祁人具有勤俭、吃苦、耐劳、礼让、诚信的民风，这是晋商兴起的精神条件。

    祁县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务院1994年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是集传统街巷、店铺、寺庙于一体的庞大的明清建筑群，现今“一城、四街、二十八巷、四十大院”的格局基本保存完好，再现了明清时期古城的整体格局与风貌，历史上四条大街店铺林立、商号云集，尤以东西大街被誉为“明清商贸第一街”。古城内商贾大院墙高院深，造型华丽；古寺观庙，或南或北，或东或西，各司其职，成为古城内空间、信仰、乃至文化的向心，唯系古城千余年的社会、经济、文化网络。

    追根溯源，古城及民居的建设皆源于其特定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根脉。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祁县人却有着以经商为荣的传统。源于山西晋商的票号业，祁县人也是创立和发展者，商业发达时期，县城一派繁荣景象。从现存建筑依稀可辨当年店铺的门类，民宅的营造也处处体现着以商为荣的经营理念。

    时事变迁，如今古城墙已荡然无存，但豪华宏大的明清古建筑群依旧述说着当年的盛况。祁县古城与平遥古城一样是古代城市规划理论思想的典型实例反映，但与平遥古城相比，祁县古城蕴含着另一种文化现象，毕竟渠氏家族、乔氏家族曾经各自垄断了东西半城，这里的古建筑规模更宏大，结构更精巧，工艺更精细，文化品味更高。祁县古城与平遥古城的雄伟与众多晋商大院的雍荣相比，更多地体现在它的集古老街巷、店铺、民居大院、古寺庙以及众多名人、民俗于一体的文化现象。祁县古城完全堪称为平遥古城的“姊妹花”。

第一章 建 置

    祁县历史悠久，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了梁村古文化遗址，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

一、位置境域

    祁县地处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南端，大岳山北麓，汾河中游东岸。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12〃~112°39′6 〃、北纬112°4′5〃~37′28°6〃，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南与武乡县交界，北与清涂县毗连，东南与榆社县山峦相依，西北与文水县隔汾河相望。地势由东南渐向西北倾斜，平面轮廓呈东南至西北长条状。县政府驻地在昭馀镇，位于县境西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8′、北纬37°21′。

二、建置沿革

    据《周礼·职方》与《尔雅·释十薮》记载，在远古时代，太原盆地南面是一片长满杂草的积水地带，叫做“昭馀祁泽薮”，祁地由此而得名。

    春秋战国时期属晋国，公元二年（前556年）将祁地分给大夫姬奚做食邑。姬奚以地为氏，改姓祁，即祁黄羊，城邑建于今县城东南7.5km的古县村，历经2500多年的风雨沧桑，到本世纪初年，下古县村东门楼巷、南口等处，仍有古土城遗址可寻。村中原建古祁奚庙，祭祀祁奚，于建国前塌毁。秦、汉、三国属太原郡，西晋祁（265-290年）仍归并州统辖,县治迁徙至今县城东南3.5km的祁城村，现古城已无遗址可寻,但仍有“城角池”“城门口”等地名，可大致推测古城的位置。直至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并州别驾分瓒始迁县治至今址，筑土为城，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

三、城池形态变迁

    北魏城垣原系土城。周长四里余三十步，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四周挖护城池，池深一丈。明景泰元年（1450）重修，嘉靖四十四年（1565）增筑。太原卫经历庄科来邑视事，令增加高、厚各五尺，创筑东、南、北月城三座。增修敌台三十座。万历五年（1577）土城周围砌砖加固。周长如旧制，高、厚又有所增。万历八年（1580）大加修缮，四门上各建重楼一座，城四角增设角楼高七尺，宽一丈。城壕外遍植柳树，计二千余株。至此，城益雄峙。康熙十年（1671）城复颓圮，东城墙坍毁过半，后修补。四十四年（1705）、乾隆三十五年（1770）均重加修葺。

    县城西门外有西关城一座，明嘉靖二十年（1541）创筑，初为土城，隆庆四年（1570）易为砖墙。城周长二华里，高二丈五尺，底厚二丈，顶宽一丈，女墙高五尺。设东门一座，北门一座，南门三座，敌台八座，俱设楼舍，西、南、北三面各有壕沟一道，三条一丈，宽三丈。内设护墙一道。南门外有演武场一座，东门紧靠大城壕与县城互为倚托。

    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城里关外修筑明碉暗堡，深挖护城河，四门城楼及角楼改造为碉堡，古城遍体疮疤，面目皆非。

    1955年前后，为便利交通，于城墙小东街东口桂林巷祁县中学门口、天相街西口、火神庙街北口、新道街东口开挖五条通道。1970年前后，城墙平毁，但古城格局依然风韵犹存。

第二章 祁县古城社会经济环境

    在明清时期，晋商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邦，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团。从明初到清末，他们在商界活跃了五个多世纪，其活动区域遍及国内各地，并把脚足踏到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的经营项目也十分广泛，“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尤其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品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并且其经营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见的。就晋商整个群体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言，晋商本身的特质是重要的内因，但同时，到了清代，也得到了优于明代的更多的客观条件和宏观环境。首先，国家的统一，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为晋商遍及南北的经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第二，清代前期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为山西商人占领北部、东北、西北广大市场提供了贩运贸易必需的交通条件；第三，清代前期，在明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政府采取的发展生产，鼓励商业活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势，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基于上述历史条件，经过大力经营，积极开拓，其商业经营资本获得了长足发展。进入道光以来，晋商首创了山西票号。随着票号业的发展，使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晋商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促进了明清封建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山西近代工业。

    祁县地当通衢，历来交通便利，乾隆《祁县志》卷2记载：“祁西南道河东，通秦陇，东南逾上党，达中州，北当直省孔道。固四达之衢也”。

    明清时境内有两条驿道通过：一条为京陕官道，是秦陇等地北上的必由之路；另一条是太原到上党潞安的府官道。子洪口，东有板山，西有白寺岭，海拨均在1100米以上，沟宽500米。昌源河顺沟北流，双峰对峙，形成天然关隘，各方商旅均从此路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上述两条驿道都是十分重要的交通干线。正是由于交通的便利，祁县商业历史悠久，声誉远著。祁县人经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发端于宋，初具规模于明清，大盛于清末民初。

    明代中期，便已结成了财力雄厚、人数众多的祁县商帮。进入清代以后，发展更快。祁县人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甚而远至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朝鲜的平壤、仁川、汉城，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南洋各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北京城共有300多家粮店，祁县人开设的就有100多家，以经商为荣，蔚然成风。当时的职业选择是把最有才能的子弟送去经商，次一等的才令其读书求仕，以致连一些秀才也不再求仕进，而投笔从商。到光绪年间，竟然出现了参加考试的额定童生都凑不够的局面。当时的民谚有“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家有万两银，不如在茶票庄上有个人”等等。据建国初期调查，清末民初，祁县总户数为2.8万户，60%的家庭有经商史，由此推算，大约有1.5万人从事商业活动，占总人口10%。除县人外出设庄经商之外，县境内商业活动亦极兴旺。县城以及贾令、东观、子洪、来远等集镇，店铺林立，行业齐全。宣统二年（1910），全县有各类店铺1000余家，其中县城236家，贾令镇167家，东观镇114家，子洪镇42家，来远镇23家，其余散布在各乡村。1912年，县城商号为214家，1948年降为112家。按照商业经营活动区域划分，祁县商帮大致可以分为旅蒙商、东北帮、湖广川贵帮。

    祁县商帮的经营范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总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物质需求。按经营项目区分，可以分为茶庄、钱庄、当铺、票号、彩帛、花布、杂货、六陈行、药材、鞋帽、炉食、文具、铁器、皮麻、山货、染织、肉食、锡铬等行业。开设年代最早的要数茶庄，到1920年县城有商号214家。

    茶庄有长裕川、巨贞川、永聚祥、大德诚、大玉川、裕盛泉、德逢源、巨盛川、大德川、宝聚川、古源川、宏源川、通川盛、福廉泰、大德兴等近20家，业务属于收购、加工、贩运、批发一条龙流水作业性质。资本都在十万两白银左右，获利极丰。其中长裕川总号在祁县城内段家巷（省级文保单位），大德兴在城内西大街（县级文保单位）。

    药材有创办于明代初年的裕丰堂药铺，在城内东大街；永春原为前店后场式的中药材加工企业，其所产参茸龟龄集与太谷广字号齐名，在城内北大街。这两处均为县级文保单位。

    祁县民族商业资本家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对国计民生最有影响的商业当数票号。

    祁县第一家票号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合盛元宣告成立。（平遥县日升昌诞生于道光初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祁县城内先后出现票号12家，其中有合盛元、三晋源、大德兴、大德恒、大德通资本雄厚，极负盛名。

    票号创办初期，主要是为便利商人存放、汇兑。后来逐渐发展到与清廷官僚勾结，代官府解赋款，存捐税，官员或候补或新迁等费用均由票号垫支，一候到任，票号则派人监督财政，收还欠款本利，官府经费均由票号代为汇兑或存放生息。票号逐渐掌握了清廷的金融命脉，光绪年间，为票号最盛时期，全国有63家票号，祁县就占了21家，有“执全国金融牛耳”之誉。在祁县经营商业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先有张家、翟家、孙家，后为又有乔家、渠家、何家，其中乔在中堂，梁九如堂，何三何堂，都是闻名全国的巨商大贾，他们都有一千万白银以上的商业资本。

    祁县手工业历史悠久。纺纱织布遍及农家，酿酒拌醋，熬盐炼硝，造曲做酱，编席制草，冶炉锻铸，城乡皆有。清乾隆年间，在关外开翻砂制铁业务。光绪八年创办印刷店，在全省最先采用铅字印刷。光绪三十年，在北关开办益晋染织有限公司，雇用工人500名，织造白布、毛巾和线袜。

    明清时期的祁县古城，与晋商的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按推算，5万人的小县就有万人在外从事商业活动。当时有民谣称：“生子有才去作商，不差七品空堂皇”，反映出这些外出在票号工作的祁县人，其财富远远不止万两银。如果60%的户这样经商，因商而富甲一方是显而易见的。曾出现过戴家、孙家、渠家、何家、乔家、李家、马家、颉家、许家等巨商，有“四大、八小、十六财东”之说，其中乔家、渠家则是晋商12大户之一，渠家有“渠半城”之说。乔、渠两家大家族实际支持着祁县古城的社会经济。

    祁县乔氏，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早年穷困至内蒙古包头做伙计，后开设客货栈广盛公，继改为复盛公，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祁县渠家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源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银两，进入黄金时代后，当时为晋商八大富户之一。除独资或合资经营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汇源通、存义公等著名票号外，还开设有众多的茶社、盐店、钱铺、典当、绸缎、药材等商号。除了经营商业外，渠家对工业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光绪28年（1902），接管了官办的山西火柴局改组为双福火柴公司。此外，投资了山西保晋矿产公司、晋华纱厂、晋生纺织厂等企业。渠家在晋商中颇具代表性，其发家过程，经营之道及其爱国、投资近代工业、热心公益、兴办教育、发展文化等都很引人注目。渠氏家族及其商业兴衰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商人命运兴衰之缩影。

第三章 古城人工环境 

    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发展也以商业为条件。晋商从事数百年的长途贩运、设铺零售活动，对于各地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祁县、太谷、平遥原只是晋中的一般县城，清代山西票号的兴起，三县城为当时著名的金融城市，城市“厘肆纵横·街衢皆壤，有类京师，盖人烟稠密之故。”

一、古城池形态

    祁县古城东西稍长约835米，南北略短约698米，面积54.9公顷，呈长方形，周长约3km，城东南缺一角，整座城池形同古代官吏的纱帽，故有“纱帽城”之说。城边旧有砖砌城墙，外设护城河，河堤两岸遍植柳树。城设4座城门，5座角楼，城门上均有匾额，东曰“瞻风”，西曰“挹汾”，北曰“拱辰”，南曰“凭麓”，极其雄壮。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建设的需要，县城城墙现已拆毁，仅存在东门外约十几米的土城墙遗址。然而祁县古城从北魏太和年间建城以来，屡经变化，仍保存着1500年前的城市形态和格局，这是其它古城所不具备的特征。（因其他城市后经扩建、迁建而成，比如平遥古城在北魏时期建造时其规模和祁县古城大小差不多，历经后人扩建才形成现在保留的规模）。同时具有典型的明、清特征的古城格局基本保存完整，风韵犹存。

二、古城格局

    古城格局是以棋盘式道路为骨架，寺庙、街道、店铺、民宅浑然一体，井然有序，形成一个宏伟、完整的建筑群。有专家将古城概括为“一城四街二十八巷四十大院”。

    古城主干道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垂直交叉、南正北直，东西对应，形成十字街口为中心，东北隅、西北偶、西南偶、东南偶4个块，由4条大街支撑，二十八条街巷纵横的严谨的结构体系。街巷与主干大街或平行或垂直，体现了我国古代传统建筑设计思想体系的一贯性。而在个别街巷的走向处理上，又匠心独具，人为地增添了一些不规则形态显得活泼有趣，从而使整个古城布局既整齐合理，又不失呆板。在宽度处理上，4条大街居首，宽约6~7米，其它街巷依次递减。最有趣的是高园圪道，位于东大街与新道街之间，南北走向，长190米，宽仅1.4米，而且两侧均为深宅大院，墙高10余米，巷内住房均为渐进式砖砌贴墙门楼，于繁华宽敞的闹市之中，忽然走入仰观“一线天”的深街巷内，平添了许多曲经通幽的意趣。东、西、南、北4条大街临街门面，旧时均为商号店铺，现基本保存完好，尤以东西大街最为突出。采用传统的前店后场格局，前面临街为铺面，后院为仓库、作坊和住宅。这些建筑多为二层砖木结构，明柱出檐，木雕装饰，油漆彩画。保存完好的有著名票号大德通、宏晋银号、三晋源、晋恒银号、义昌源等10余家铺面，被誉为“晋商第一街”。

    祁县古城的格局与平遥古城不同，不是按照礼法宗制而布局，是以民居群落组合为主，故有“东为渠半城，西为乔半城”之说。4个街区民居的群落组合、方向、位置、式样都不是随意的，须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群落组合有一种向心性，各巷自成体系，以井为聚簇点，以庙为向心，同时考虑制高点与排水。古城以十字口最高，与四道城门口的落差达3米左右，便于出水。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走向不同，位置式样也不同，东西大街以南北为正房，南北大街则以东西为正房。

三、公共设施

    清代，古城内主要公共设施有廨署、寺庙、牌坊、书院等。 

1．古城内原有古牌坊（俗称牌楼）13座（不包括民居庭院牌楼），南北大街各4座，西街1座，文庙前4座，在城市空间形成重重叠叠，步移景移的空间变幻效果。

2．古城内原有寺庙11座，为文庙、武庙（关岳庙）、南寺、北寺、财神庙、城徨庙、马王庙、关帝庙、太清观、姑姑庵。这些寺庙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各个利益集团主持、经营。比如财神庙为经营票号、钱庄的老板经营，火神庙则由杂货业的商人主持，用于聚会、祭祀、庆典等活动。现存2座。文庙始建于金代，现位于古城西南，今祁县中学内，现今其主要建筑状元桥、泮池、大成殿、柏树院等均保存完整。大成殿为其主体建筑，殿宇高大，气魄雄伟，端座于一方形高台基上；面阔五间，进深五椽，平面呈正方形；殿前月台宽敞，四周护以石雕栏杆殿顶为单檐歇山顶；东西房各7间，前为戟门3间，两旁为名宦、乡贤祠各3间，南为棂星门，外竖木坊2座；明伦堂5间在殿之左，居仁、由义斋各5间在堂之侧面；礼门在两斋之前，儒门在礼门之前，敬一亭在学门左，崇圣祠明伦堂后；教谕、训导宅3所，附敬一亭旁；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于南城墙下筑土为台，上建魁星楼1座，甬通直达棂星门，下建文庙坊1座及德配天地、道冠古今2坊，殿后建尊经阁5间；清乾隆九年（1744），于棂星门内开凿泮池，上建状元桥；乾隆三十年（1765），重修教谕宅，右建讲堂3间；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还有武庙的门亭，为明代建筑。

3．清代，祁县县学设在文庙东侧，与文庙及学署连在一起，俗称学庙或庙学，属于祁县官办的最高学府。

    清康熙十二年（1637），在明代社学的旧址上新建昭馀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昭馀书院改为祁县小学堂。

    1909年在县城东门外创办了县立女子小学，嗣后，各类学校竞相成立。如开明人士渠仁甫创办的私立竞新学校（为县级文保单位）；商界创办的商业专科学校；学界办的女子师范学校等。

4．清顺治17年，戴廷 在古城内修建“丹枫阁”，即是以收藏典籍图书“以文会友”为掩护，行“反清复明”之实的政治团体，吸引了大量的名流学者。如傅山、顾炎武等，都曾在以寓居，一时名声大振。海内名流，南方多聚于昌巢民水绘园（今江苏省如皋县），北方则是丹枫阁。丹枫阁在历史上很有地位。

    1926年，渠仁甫独资创办竞新图书馆，所藏新旧图书极丰，同时订有多种报刊杂志，对外开放，为省内县城中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5．清末民初，戏剧、皮影演出多占用寺庙露天乐台，场地大小不一，小者容1000人，大者可容5000人。

 四、民居风格

    祁县民居建筑集实用与艺术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不仅防盗，也可防风。二是单坡顶，无论正房、厢房、楼房、瓦房，双坡顶的很少，雨水从房顶上单向流到院子里，取“肥水不外流”之意。三是院落以北为正，东西窄，南北长，近似长方形的四合院。街门多数开设在东南角，称“巽”字门，雨水绕门流出。

    明清以来平川区盖房多用灰土作基础，用石夯打实，硬度相当高，甚至可达到滴水不渗。因此，有好些高楼大院数百年后仍巍然屹立。从基础到缠腰全部为砖，缠腰以上用砖和土坯组合而成，外层用砖，可以抗风雨剥蚀，里面用土坯再抹以细泥，涂以熟灰，既经济，又保暖。有的宅院墙壁厚达一米，冬天风吹不进，夏天太阳晒不透，冬暖夏凉，适宜居住。院墙普遍高于层顶一米左右，用来防盗、挡风。平房、瓦房、楼房都是如此。有的还在高出部分砌了花栏或“吉”、“士”等装饰图案。瓦房屋顶都是单坡顶，高度一般为五架，后檐筑有脊瓴，屋顶呈船侧反曲形，从观赏角度讲有曲线美，从实用角度讲，可使雨水缓流，减少对屋顶的冲刷力。瓦房屋顶除单坡顶外，还有卷棚顶，多见于大户过厅或临街店铺。平房屋顶有土屋顶、砖屋顶之分。前者用麦秸泥抹平踩实，可以保持十几年不漏。后者用房板（薄方砖）砌成，可以一劳永逸。还有一种称之谓瓷房的房顶用白灰和炉渣凝固而成。平房顶多适于农家，楼房多为瓦房。闷房没有一般的出檐，只有集中流水的几个水口，闷房多数是平房顶。

    祁县民居的木结构由于选料精良，柁、檀、椽、板上下卯定，左右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所以数十百年后，墙壁有坍塌，屋顶有渗漏，而木架结构却巍然不动，故俗“房倒屋不塌”的说法。

    四合院，一般以北为正，南北各五间，东西大部分为五间，也有三间的。东西房山墙和南北房前墙间各留一间隙，为风道。院中以砖铺地。屋檐下都筑有檐台坡，屋顶的水都流在檐台坡下的院心中，水流聚集绕门而过，从水口曲折流到院外，叫绕门水，是建筑习俗的一大特色。街门的建筑很有讲究。一般是平街门，门口有台阶、石门墩。殷实人家有的筑成砖雕贴壁门楼，门口蹲一对石狮子；有的筑成明柱、木雕、砖瓦挑角门楼，门口有上马石；有功名的还挂有匾额，竖有旗杆。门的气势显示了房屋主人的社会地位。以北为正，南北狭长的四合院或三合院，是祁县民居院落的典型代表。但由于街道走向的不同，也有以南、以东、以西为正的。不论以哪方为正，以正的一方及其对应的一方为院长，以其余两方为院宽，这是一个普遍的规格。四合院或三合院正房一般为五间，厢房一般为三间，也有六间的，中间隔有里外两院的花栏、牌楼之类建筑。正房高于厢房，正房前筑有较宽的檐台，称月台，正房一般由长辈居住。它和厢房的高低有别，也反映了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观念。一些大户人家在高大的住宅两侧建有低矮的偏院，供雇佣人员（如车夫、长工）住的叫牛房院；供堆放粮食、食物用的叫食房院、栈房院。这种院落组合，反映了主仆有别的社会等级差别。丘陵区地处山区和平川区的结合部，经济比平川区不足，比山区有余。在民居建筑上也兼有山区、平川的特色。如任村、胡累、新寨等村的民居和平川农村的民居相似，而孙家河的瓦房简直可以和城镇的瓦房相比。大庄的土窑顺山坡而上有四层，每眼窑长一丈五左右，窑面为砖结构，窑顶筑有花栏。东西房为瓦房、单坡顶与南面的街门、厕所组成一个院落。土石山区民居建筑主要为窑洞。大多数窑洞是在土坎下挖掘而成，也有的先在平地上用砖或石做好缠腰（即基座），再用土坯楦弧顶而成。还有砖窑洞和石窑洞，做法与此相同，窑洞一般坐北朝南，力求采光面好。有砖出檐，石滴水；窑门面为形砖石结构，配木制门窗。一所院以三眼窑者居多，少数也有五眼窑的，没有双数。一排正窑再配上土木结构的简易东西房和南面的街门、厕所便组成一个倒U形的三合院。土窑洞以宋家庄为代表，石窑洞以石佛窑为代表。石佛窑的窑洞全部用石料楦成，依山势逐层构筑，上面窑的门前就下层窑的屋顶。东峪沟的唐河底还有下窑上砖瓦房的小二楼，窑洞内筑有上楼的台阶，可拾级而上二层。

    由于受商业繁荣，经济发达的影响，祁县古城全城共有院落1000余处，明清建筑风格的房屋20000余间。可与乔家堡乔在中堂故居相媲美的院落12处。这些建筑大多墙高院深、造型华丽、作工精良。一般为二进或三进式东西偏院为多，门前各种门楼（如贴墙门楼、桃角门楼、明柱出檐门楼）形式各异，制作精细。木雕、砖雕玲珑剔透，寓意祥和，门额金字匾均出自名书法家之手。门楼两侧蹲门石狮或张目怒视，或憨态可掬，栩栩如生；门前拴马石柱、下马石颇为讲究。整个院落青石奠基，房屋多为座北朝南的瓦房，上筑五脊门兽，下筑前檐走廊，檐前立通天明柱，上挂木制匾额、对联，柱下石鼓琢工精细。院落之间，隔木雕与砖砌牌坊，屋内屋外遍有雕刻彩画，庄重华丽。著名的民居建筑除乔家大院以外，城内主要有长裕川茶庄、渠家大院、何家大院、大德恒旧址等40余。

①街门，街门有挑角门楼和方形街门及拱形大门。如：

    挑角门楼，上有飞檐斗角、砖雕馈瓦，两面以明柱支撑。门框上面有题字，如“勤俭持家”、“耕读第”、“树德务滋”、“和为贵”之类等。进门有高台阶，看起来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十分高雅，很少有低台阶的。还有部分街门是光有挑角门楼，两边没有明柱。方形街门是长方形的，用砖砌成。有的上面也装有砖雕图案，两旁也有蹲着石狮子的，这都是富裕户的院落街门。

    拱形大门：这种大门是用砖砌成。上面为弧形，有的上面建有楼阁。大门一般没有台阶，只有以石块铺地，便于车马出进。

②房屋：房屋有砖瓦房、砖平房、闷房、楼房、泥土房几种。砖瓦房，墙壁全是用砖砌成，房顶为歇山弧坡形。顶上一层片瓦，再扣捅瓦。房檐头有猫头和滴水瓦，并有砖雕瓦镂，扶梁嵌上绘制着各种图案，房顶边沿有五门兽。墙内有暗柱，门窗宽大，窗户下部是四格玻璃，上部有小格，糊麻纸，里面有十门扇，既挡风又安全。墙壁均为三七墙，室内有夹扇，既能遮掩又暖和。

④砖平房：墙壁多数为实夹砖和表砖两种，内砌土坯，有暗柱。房顶上铺着方砖或灰及炉渣打成的瓷皮。有出檐，房檐上有铁瓦或砖瓦。室壁无暗柱。有的房屋是元宝形，有的为凤凰双展翅，有的前后窗户，俗语叫“套儿房”。

 ⑤闷房：闷房也是砖砌成的，房顶是平的，没有出檐，墙顶有垛口，铁滴水。门窗均为拱形。闷房均为上房，亦即正房，门前筑有高台阶。此房暖和，但光线较暗。

楼房：一般为两层，顶与瓦房相似，二屋楼正面砌着花栏或按有栏杆，以保安全。门窗与瓦房相同，大多数在正面，但也有临街建的，一般为商家。

 1．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位于东观镇乔家堡村。占地面积8724.8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包括6个大院，内含20个小院。大院四周临街，不与周围民宅相连。全封闭的砖墙有十多米高，加上女儿墙式垛口以及墙上的更楼、眺楼，俨然一座古城堡。

    大院大门座西朝东。门对面筑有砖雕百寿照壁，上面刻有100个形态各异的寿字，照壁联额“履和”，两边联语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大门上端建有高大的顶楼，正中悬匾“福种琅环”。大门面为穹窿式，上嵌青石一块，刻“古风”二字。黑漆的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衔大铜环。进入大门，迎面是一条长约80米的砖石甬道，把6个院分割在南北两旁，按照传统民俗，6个院门南北各不相对。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甬道西面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对，甬道北面3个院都是开间暗棂芜廊出檐大门。门外侧有栓马柱及上马石。自东往西一院、二院为祁县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院之间有穿心过厅相连。厢房一律为露檐。除厢房、倒座、过厅外，正房为二层楼，正院前是一个横长方形的平房顶倒座院，沿中轴线甬道一侧设女儿墙。对准倒座院大门的是一个高浮雕福禄寿砖砌照壁，照壁上有松鹤图案，设有一个神龛。从进院门到主屋须连踏三次台阶，由南向北地平线逐步抬高。甬道南面3个院都是二进双通四合院，硬山顶出檐门楼。西跨为主院，东跨为偏院。3个院中，中间一个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旁风道有边门和偏院相通。

    甬道南北6个院，各由3~5个小院组成。院中套院，相似而不尽相同。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为主人居住处，偏院是客房、佣仆住房及灶房，正院和偏院有小门相通。建筑上正院高、偏院低，正院是出檐瓦房，偏院都是方砖平顶房。屋顶上有通道，可以通向所有院落的屋顶，为了使室内空气对流，后墙上部筑有孔通屋顶。夏季排热气，冬季防煤气，设计很科学，而且每一个烟囱都是一个精致的砖雕艺术品。

    在乔家大院到处可以见到廊板绘制工艺和木砖石雕艺术品。檐廊下的沥粉堆金、三蓝五彩绘画无一雷同，内容除花鸟鱼虫等图案外，大部以人物故事为主，如“燕山教子”、“麻姑献寿”等。所有金箔纯系真金，沥粉工艺相当细腻。在木雕方面，大门横木的四个门铛上刻有形态各异的四头狮子；各院正门上都有木雕，如历史人物、天官赐福、招财进宝、麒麟送子等各不相同，柱头雕有八骏、松竹、葡萄、芙蓉等。总计全院木雕艺术品约三百余件。砖雕工艺更是俯仰可见。房顶有脊雕，女墙上有扶栏雕，院内有壁雕、屏雕、祠雕等；且题材极为广泛，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狮（时）如意、五蝠（福）捧寿、八骏九狮、一蔓千技、榴百子、龟背翰锦、喜鹊登梅、花开富贵、梅兰竹菊、文房四宝等等，不可胜数。石雕有祖先祠堂、石雕栏杆和石狮等；门墩石砖上也有阴纹线刻“出将入相”、“得胜回朝”等，线条流畅，图像清晰。

2．渠家大院

    渠家大院位于祁县古城东大街路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后曾多次修茸。大院占地面积53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有8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240间。大院外墙高耸，磨砖对缝，上面筑有垛口式的女儿墙，砖砌的拱形大门，门道宽敞，大门顶建有一座眺阁。大院东侧为牛房院，供停放车马用，有便门与主院相通。主院为里五外三二进式牌楼院，贴壁砖雕街门上有石阶三级，石浮雕门墩一对。门道内是木制方格彩绘顶棚，门道北是垂花屏门。在里外院同有一座10余米高的十一踩木牌楼，设计精巧，工艺精良。牌楼两边是对称的砖雕影壁，牌楼底座比院心高两个台阶。正房为歇山顶明楼，高约20米，是当时县城中最高的建筑物。明楼设前檐走廊，檐前有通天明柱，上有精细的木雕饰件和匾额，对联走廊两端是砖雕诗文、书法，走廊前是砖雕人物卉。全院檐台、窗台、台阶都由青石砌成。院内匾额盈目。主院前方是升平院（戏台院），南面是面阔五间的戏台，门前有凸出式卷棚顶抱厦，下用明柱支撑。将屏门卸除便与抱厦连成一片，拼成近20平方米的戏台。东西厢房门面嵌有木制隔扇，隔扇一除，便成为包厢看台。主院西侧有一条砖砌甬道，甬道北面是两所筒楼院，南面是一所小四合院。两所筒楼院与主院并肩而立。紧挨主院的为横竖各五间的歇山顶四合院，贴壁砖雕门楼，石阶、石浮雕门墩和主院相同。北房为二层筒楼。砖砌出檐，砖砌拱形门窗。另一所筒楼院和上述筒楼院大同小异，只是院心狭长。甬道南面的歇山顶四合院，四面都是五间，南房为正，门前有卷棚顶亭台。石栏杆院原为待客场所，西面是五间单坡式瓦房，东面为汉白玉石雕栏杆，左侧是五进式穿堂院。五进院庭院深深，偏正结构，长约百米。进入拱形大门，西面是栏杆院的汉白玉雕花栏杆，东面为牛房院。向北过庭院上两个台阶是一道屏门，过屏门院落西面是墙，东面为五间厢房。过庭院再上两个台阶是一道石雕长方形门，门两边有对称石雕影壁。过石门院落东面为七间厢房，西面是一座木雕牌楼，由此可进入主院，向北走又是一道屏门，两边有对称砖雕影壁。最后一个院落的东厢房是五间二层明楼，它和正面的二层出檐明楼组成一个二层楼角，楼梯在东北角，用砖砌成，北楼上下都是歇山顶。

3．何家大院

    何家大院位于城内南大街。大门内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石铺甬道，长约百米，宽足以使两辆马车并排行驶。甬道南是宽敞的车马大院，甬道北面坐北朝南是两所楼院，东面是一所明楼院，西面是一所筒楼院。

    明楼院为里十外三的双进四合院，里外院中间筑有过厅，里院十间中又筑有花柱，将十间分隔为二。这所院院心宽敞，东西约6米，院心全部用方砖铺地，院基由南向北逐步增高。大门为砖木结构挑角门楼，明柱下的石础雕有八仙图案。进大门后又是木雕垂花门。从外院到里院拾级而上，中同间过厅。全院檐台、台阶全部用大块青石砌成。石砌的窗台上雕有线条流畅的花纹。除过厅、北楼为卷棚顶外，其余屋顶都是单坡顶，瓦垅呈船侧反曲形。北楼上下两层都有明柱，砖砌窗户外圆内方，屋顶为七架木结构，柁身画有木纹，粗约半米。屋檐下柁脑、斗拱都雕有花纹。木雕、砖雕、石雕随处可见。

    筒楼院位于明楼院左侧，大门为拱形，下石上砖砌成。进大门后，左侧为一片空地，右侧建有三间房大的席地简易戏台，平时用木夹扇封闭，貌若住房。往北进入贴壁砖砌街门便是一所里五外三的四合筒楼院，全院为砖木结构单坡顶。筒楼五间，四窗一门全部砖砌拱型，屋檐全部用砖构筑而成。

    何家的另一所院子为横五竖五闷房四合院。院落四角各有风道，屋檐不露椽檩而由带花纹的砖雕砌成，出檐各有平房顶一样的滴水装置。全院共开门6个，窗20个，所有门窗面都用砖砌成，门窗顶部一律为拱形，窗子周沿由内向外呈喇叭形，拱形上各有砖雕福、禄、寿等八角形图案。拱形两下侧砖面，凸凹相同，各9层。纵观全院有西洋建筑韵味。

4．廉节巷许家院

    许家院坐北朝南，南北各五间，东西各六间，院中间一座明柱木结构牌楼将院子分为两半。牌楼底座檐台东西约4米，南北约3米。明柱两侧各以较细的两根圆木作支柱，构成两个等腰三角形支架，支架上面是檩嵌立柱，再上面是三层木拱，再上面是横檩纵椽。顶部用木散板覆盖，再扣片瓦、筒瓦，用砖雕饰件砌出脊领、鸦头，使四角翅起。牌楼中部南北各有木匾，南匾两侧又有扇形小匾。北房中间以木雕夹扇为门，夹扇外备有木帘架，用来冬天挂棉门帘，夏天挂竹帘。北房屋檐下的立栏匍嵌上都画有图案，并镶有3个木浮雕。许家院的街门贴壁砖砌而成，门内两侧有石狮子一对，从门外到院内北房有7级台阶。屋顶四周顺宅基地势由南而北由低到高筑有2米左右高的花栏。

5．马家巷罗家院

    坐北朝南四合型院,北面为闷房，其余三面为仿单坡顶出檐瓦房（俗你假瓦房）。屋顶全部用方砖铺成，只在两端用砖砌成船侧反曲式。屋檐和单坡顶一样，有砖制猫头滴水，实际屋顶雨水由几个铁制滴水流入院中,屋檐和窗户之间有匍嵌立柱，上绘人物、山水图案。这所院子的特色是大门在拱形外又用砖瓦木雕筑成垂花门，中间为青石砌台阶，台阶两侧有方正形上马石。大门门道内顶部是方格木顶棚，两侧墙上有壁画,门里南房檐下是倒垂花门。北面闷房为拱形窗，窗上方砖饰图案。整个院子院心宽敞，光线充足。

6．马家巷何家院

    何家院与罗家院毗邻南北各五间，东西各六间，中有过厅隔为里外两个院，格局和南大街何家大院的明楼院相似。街门是明柱垂花挑角门楼，明柱下端是莲花浮雕石础，它和门坎下的第九级石砌台阶在一个平面上，使挑角门飞向半空，近于南方建筑造型。门道左右两侧各有房门通向两旁房间。院中过厅为卷棚顶，下有明柱、斗拱支撑，南北两面嵌有木雕夹扇。北房是五间明楼，楼上檐下有走廊，东西墙上各砌月亮窗一个，除过厅外全院都是单坡顶。南房屋檐东西两端各有一米左右缩向檐里，以利采光。

7．姑姑庵巷范家院

    范家院坐北朝南为四面各五间的单坡顶四合院。街门是明柱斗拱结构挑角门楼，街门内东南、西南两个风道，墙上有对称的两个园形砖雕影壁。北房为五间明楼，楼下层中间为楼门，左右各砌拱形窗两个，楼上层两边间各开月亮窗一个。中三间嵌有木雕夹扇，并缩进二尺余，外为走廊，使楼面呈凹字形，走廊边沿有砖雕栏杆。

8．北梁村李家大院

    北梁地处丘陵和平川的结合部，空气清新，适于居住。李家在此建有园林式住宅区150余亩，其中

    大宅院占2000多平方米。大宅院含并列的四个横竖各五间的四合院，院内住宅均为单坡式瓦房。与四个院相对的是一排20间南房以及宅院大门，东西两端各建客厅，主院之东为书房院，北、东各7间，南有大门和主院门并列。宅之四周各有花园一处，东花园有楦窑9眼，供冬季藏花，窑前建鱼池及荷花池，绕池皆松柏。西园楦窑7眼，兼为马厩及磨面作坊。书房和主院之北为后花园。以上三处花园均与住宅区毗连，各有便门相通。整个住宅区绿树环绕，景色宜人现辟为山西省果树科学研究所。

9．三晋源票号

    三晋源是一所坐北朝南，横竖各五间的单坡顶四合院。街门外是七级石砌台阶，门坎两边有石雕狮子、石雕门墩各一对。门道内西侧有壁面，门道上端里外有匾，南面是“谦受益”，北面是“鸢飞鱼跃”。正房高于东西厢房，正房门前筑有明柱卷棚顶亭台，宽约二米，长约三米，方砖铺地，石条砌边。亭台顶端用斗拱支撑，斗拱上的木雕细致、精巧。

10．长裕川茶庄

    长裕川三面临街，院墙高耸，为一座城堡，建于1925年，坐东朝西的砖拱形大门宽约4米，高6米，内是一条宽坦的砖砌甬道，大门上端筑有楼阁与甬道尽头的出檐楼阁东西呼应，甬道南北各两所院落。南一院为主院，为南北楼院，南北各五间，东西各三间。南房为明楼，北房是倒座楼，南北楼上都筑有走廊。大门门脸上全部是青石立体浮雕，高约12米，宽约10米，浮雕面积约120平方米。中间是大门，左右两间是长方形窗，门窗框架门楣明柱全部由石雕砌成，从墙脚到墙头用石雕人物山水、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等形象构成一幅包罗万象的民俗系列图。四根明柱上是两副对联，一副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曲八索九丘”，阴刻楷体，张思睿手书。另一副是“立德立言居之以敬，友直支谅尊其所闻”阴啄楷体，祁隽藻手书；门楣上匾额是“弗禄尔康”，匾下图案是锦鸡牡丹。两个窗户上端各由两个童子手捧展卷，左为“乐循理”，右为“恒其德”，匾上方是人物形象，它的寓意中间是“聚珍进宝”，右一边是招财童子，右边是利市仙官。大门正中为大禹治水图，左右为琴棋书画。窗沿上方，两边共四头狮子，暗寓“四时如意”。窗框两边由八节竹节组成，暗寓“八节平安”。窗台下还有两层图案，上层是十二生肖，下层一边是三只羊，一边是鹿鹤和松树，两边暗寓“三阳开泰”、“六合通顺”。这幅青石浮雕画面生动逼真内容丰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甬道北面的第二个院是一所四面各五间的单坡顶四合院。贴壁砖雕门楼，过道外有一座卷棚顶亭台，北房中间也有一座挑角悬山顶亭台，南北相对，很有气势。东北、西北两院均为硬山顶瓦房，正房门前为明柱出檐挑角门楼，上有卷棚顶五脊六兽。整个大院占地约2000平方米，有房屋66间，暗应“六六大顺”。

11．大德恒票号

    大德恒在城内西大街路北，是一个前店后居的店铺的二进院式民居。坐北朝南，临街三间为柜台，两间为门，门口各有一座明柱卷棚顶门楼，五间各置一副黑色大门扇，从大门进去是一所里五外五、南北各五间的单坡顶四合院，中间隔以木制牌楼，左右两面又各有一所四合院。东院为砖砌拱形大门，院内房屋和中院相同，西院狭短，东西房仅有三间，而且屋檐相距很近，光线很不充足。总共3所院落共有居室70余间，反映了昔日大德恒的经营规模。大德恒为乔家堡在中家独资创办，1900年庚子事变时，慈禧等逃往西安时，就住在此处。

12．晋逢德茶庄

    晋逢德和大德恒位置、格局大同小异，只是规模较小。店面为坐北朝南三间筒楼，楼檐用砖砌成，下层柜台外有明柱，木结构出檐。后面是一所单坡顶三合院，院西北风道有偏门通向后院，横竖各五间。北面是筒楼。整个院落较前院宽敞、明亮，且有后门临街，为存货的仓库。

13．大德诚茶庄

    大德诚位于县城西大街路北，建筑风格与众不同，为里三外五两进筒楼院。南面的倒座筒楼下层是五间店面，中间筑有明柱挑角门楼，高大巍峨，顶端高达二楼的中间。前院和后院的筒楼结构形式相同，楼梯筑在室外，前院东北角辟有通道和后院相连。

    五年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概念，并郑重地写入党代会的报告。五年后，随着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得到不断深化。

　　对党执政规律有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不仅来源于宪法这一国家大法的赋予，也来源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28年浴血革命取得政权的拥护和58年社会主义建设丰硕成果的认可。受访的有关专家指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表明党在深刻认识执政规律的同时，更加自信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对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使命有了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辉表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始终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不同历史时期形势和特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作出的战略决策，既着眼于当前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和任务，又瞻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是以往经验、现实需要和未来方向的结合。

    其次，深化了对党执政根本宗旨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对于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先进性贯穿于执政的历史使命、执政的宗旨和执政的社会基础，即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执政，为了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指出，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我们党，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实际作为，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充分体现了自己的先进性。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辛鸣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其执政宗旨只能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为人民执政，肯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加尊重和保护人权，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利，而不是把人作为手段与工具；为人民执政，也当然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保障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参与国家事务、发扬民主，而不是“替民作主”。

    第三，深化了对党执政社会基础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组织建设，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都呈现出新特点，面临许多新问题，我们党适时提出了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战略任务。而做好这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工作，一方面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和谐的群众关系和社会关系。

    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有利于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地说，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总之，就是为了形成党执政的最广泛、最稳定、最有活力的社会基础，从而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四，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和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两个讲话中，提出了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概念。这是我们党这些年来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胡锦涛同志要求，“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提高六种“本领”，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新认识和具体化。

    辛鸣表示，已执政不等于会执政，能执住政不等于能执好政。执住政的模式多种多样，不计成本与代价，无限制扩大执政机器能维持住政权；不考虑方式方法，一味地包办管制也能求得政权在握。但这都不是、也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选择。

    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各项部署。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全党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纲领性文件。从“战略任务”，到“重点”到“重中之重”，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思考在不断深化。

    虞云耀认为，科学执政从执政目的来讲，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体现人民意愿，为人民执好政；从执政过程和手段来讲，强调的是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来执政，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来执政，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执政。

    民主执政，从执政目的来讲，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从执政过程和手段来讲，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机制，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完善党内领导体制、选举制度等等。

    依法执政，从执政目的来讲，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从执政过程和手段来讲，就是强调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不主张因要维护党的权威而让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允许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而是自觉要求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得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及其相应的程序和手续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更加丰富

    在“6·25”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完整的阐述。加上此前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不同方式的回答，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过程。

    一些专家认为，近30年来，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

    第一次重大转变：从计划到市场。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原则定义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后，突破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由原来的独霸天下，变为“占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也纳入到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总原则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社会主义由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

    第二次重大转变：从手段到目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了比公有制等制度更深层次的社会主义目的，即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启示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既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即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也包括较深层次的价值目标原则，如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理论。它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实质意义。

    第三次重大转变：从经济到全面。

    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主要是追求温饱和富裕。随着温饱、富裕解决之后，人们必然会追求超出物质生活的更多、更高的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纵观三十年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更丰富，布局更趋完善，更加重视社会整体发展和质量的统一。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庞元正指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我们党对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文明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2002年科学发展观最初提出的时候，我们认为全面发展是包括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2004年，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进而我们对全面发展的理解由“三位一体”推进到“四位一体”，即认为全面发展包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同时，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路径变化。

    姜辉认为，在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上，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提出“全面、持续和可协调发展”，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途径的认识，越来越自觉和成熟。

    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拓展和深化。通过提出全面、持续和可协调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进一步指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通过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进一步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等等，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具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富强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广受欢迎，中国经济不断跃升，百姓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等等，无不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旗帜的伟大、这条道路的正确。

    总结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文明，多种模式的发展。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共同把人类社会的成就推到了当前的高度。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和把握。

    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经济发展”观念。在发达国家，受制于“资本逻辑”，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一国的经济成长仅仅指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逻辑，必然导致轻视或漠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结果，这种理论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此，中国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代替“经济增长”，将经济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合理、资源环境的改善等内涵统筹到“经济发展”的概念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朝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又如在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以人为本，不仅是对人民福利、利益的满足，也是对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深刻理解。

    一方面，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知识越来越替代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已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二元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知识经济三元经济形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选择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道路。

    这二者决定了当今中国在经过二十多年快速发展，资源能源制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以人为本，既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筑和谐社会；也是在此基础上，发挥知识和创造性劳动对创造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然途径。

    再如准确把握现代经济发展路径，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目标。同样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而言，从农业转向新经济部门，要经过充分的教育和培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对国家产业布局而言，面临着工业化、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必须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制度配置经济要素而言，必须完善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积累的制度，资本与技术、管理合作成为经济发展的时代新主题。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提出的发展路径。

    还有，结合各国的发展经验、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等发展新内涵。按一些国家的经验，推进工业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即可完成国家现代化。但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单纯高速工业化，不足以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反而容易引起社会失衡。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协调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统筹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统筹对外贸易与国内需求平衡，才能使社会经济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区域发展结构全面优化，最终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最大化。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吸收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社会发展模式，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 董瑞丰

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根通长老做“山西省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五十年工作报告“

   
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主持纪念大会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佛教协会会长永信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发表祝贺讲话

   
齐晓飞副局代表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山西省副省长宋北杉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发表祝贺讲话

   
山西省佛教界共同向希望工程捐赠五十万元善款

   
合影留念

    佛教在线山西讯 2007年9曰9日上午8：30，山西省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五台山五峰宾馆举行。山西省副省长宋北杉、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政文、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副司长王哲一、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大高、山西省宗教事务局局长边根棠、副局长刘志敏、副局长卫望军、忻州市市长耿怀英、忻州市委统战部部长温福亮、五台山统战部部长赵永平、五台山风景区常务副区长梁有升等党政机构有关领导出席了纪念活动。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根通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佛教协会会长永信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国亮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瑞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章样摩兰、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耀智法师、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素全法师、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高士涛、雪窦寺方丈怡藏法师、九华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道源法师等诸山长老和兄弟佛教协会的代表出席了今天的纪念活动。

    北京大学楼宇列教授、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温金玉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杨笑天博士、圆慈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五台山佛教研究所肖黎民教授等有关专家学者也应邀出席了当天的纪念活动。

    纪念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和《三宝歌》声中开始。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主持了纪念大会。在介绍了与会领导和嘉宾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根通长老做了“山西省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五十年工作报告“。根通长老在报告中回顾了山西省佛教界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缅怀了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好事，为佛教事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已先后圆寂的能海法师以及力空、灵众、深德、先学、象离、隆煜、净如、章木样、葛博师、罗增尼玛、通愿、三义、藏明、请佛、寂度、慈贵、禧钜、魏普净等诸位法师和居士，并致以深切的悼念。祝愿他们莲登九品、花开见佛，不舍众生、乘愿再来。根通长老强调“五十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中国佛教辉煌的今天和未来。五十年的实践证明，山西省佛教协会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共同建设祖国，发挥了积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发扬了佛教优良传统，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进入新世纪，面临新情况，根通长老提出：一、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二、提高僧众素质，培养佛教人才；三、加强各级佛教协会和寺院的组织建设，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佛教活动正常进行，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四、主动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和谐山西做出应有的贡献；五、要进一步加强我省佛教界与海外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根通长老最后提出：“全省佛教四众要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从国家的大局和佛教事业的发展出发，精进不息，继往开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根通长老讲话结束后，山西省佛教界共同向希望工程捐赠五十万元善款。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佛教协会会长永信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发表祝贺讲话。永信法师在讲话中，对山西省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山西省佛教界五十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齐晓飞代表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于山西省佛教界五十年来的成绩，齐晓飞副局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谈到中央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时，齐晓飞副局长强调“对于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且有广泛影响的中国佛教来说，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发展机缘，也是一个提高和完善自身的机会。”他特别提出：“第一，继续坚持爱国爱教传统，凝聚力量，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第二，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三，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办好山西佛学院，培养和造就更多人才，使他们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还重申了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8月1日在五台山佛教界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和“申遗”工作培训会上讲了五言：爱国守法，学经讲经，以戒为师，刻苦修行，争当典范。齐晓飞副局长最后讲到：“我相信山西佛教界，特别是五台山佛教界在文殊菩萨的大智慧光照下，一定会悟其真谛，身体力行，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山西省副省长宋北杉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也发表了祝贺讲话。宋北杉副省长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山西省佛教界五十年来与党和政府风雨同舟、同心同德、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的的伟大成绩，并期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山西省佛教界能发扬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佛教协会张军先生宣读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专门发来的贺电。

    发来贺电的还有山西省伊斯兰教协会等有关部门。

    纪念大会在祥和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文：土登  图：星子）

以上选自：佛教在线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主持

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国亮法师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瑞法师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所长肖黎民

    佛教在线山西讯 9月9日下午，《文殊信仰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在山西省五台山召开。

    作为山西省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研讨会由温金玉教授主持。会上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政文作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根通法师致欢迎辞。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山西省民族宗教局局长边根棠，山西省忻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温福亮，山西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李云平，山西省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卫望军，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瑞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国亮法师、妙真法师等出席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立天，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楼宇烈，太原大学资深教授冯巧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研究生导师向学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圆慈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日本佛教大学博士杨笑天，全国青联委员、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社编辑王小明，中国佛教制度研究中心网站执行长、北京珍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淦清，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金玉，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所长肖黎民，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研究生宋宇等。

16：30—17：50         第二单元发表

主持人：班班多杰 

主  题：文殊信仰与和谐社会

论文发表人：

1、国亮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论文：和乐——生命之道

2、如瑞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论文：浅谈文殊信仰在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积极意义

3、冯巧英：太原大学教授

  论文：文殊信仰与社会和谐     

4、肖黎民：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所长

  论文：文殊智慧：一个内在和谐的佛教哲学体系

5、宣一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论文：把文殊菩萨的智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6、李中笑：山西省陵川县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论文：从五台黛螺顶五方文殊说起

选自：佛教在线

研讨会现场

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政文作重要讲话

根通法师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立天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楼宇烈

    佛教在线山西讯 9月9日下午，《文殊信仰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在山西省五台山召开。

    作为山西省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研讨会由温金玉教授主持。会上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政文作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根通法师致欢迎辞。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山西省民族宗教局局长边根棠，山西省忻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温福亮，山西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李云平，山西省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卫望军，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瑞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国亮法师、妙真法师等出席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立天，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楼宇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研究生导师向学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圆慈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日本佛教大学博士杨笑天，全国青联委员、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社编辑王小明，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金玉，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所长肖黎民，太原大学资深教授冯巧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研究生宋宇等。

会议流程如下：

14：30—  15：00 开幕式 主持人：温金玉

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政文讲话

山西省佛协根通会长致辞

15：00—16：20   

第一单元发表

主持人：温金玉

主  题：佛教思想与五台山佛教

发表人：

1、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

2、楼宇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佛教的和平精神

3、班班多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4、向学法师：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研究生导师

5、圆慈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博士

6、杨笑天：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日本佛教大学博士

7、王小明：全国青联委员、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社

    作为大乘法会上“智慧第一”的首席菩萨和“法王子”，文殊极大地辅助了释尊的教化，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东方个性和“外乡风格”。文殊的“妙智慧”妙就妙在妙达“第一义谛”、妙圆“不二法门”、妙入“自在三昧”、妙转“烦恼菩提”，进而妙言“不即不离”、妙喻“淤泥莲花”诸妙上，可谓无往而不妙。如果从文殊智慧的内蕴上讲，文殊法门就是这“六妙法门”。这“六妙法门”既集中地反映了大乘空宗的通义，又彰显出文殊智慧的鲜明特色和独有的“家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六妙法门”所彰显的文殊智慧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在西方的语汇里，哲学一词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智慧皆是人类共同的永恒追求。智慧有别于聪明。如果说聪明是人们在处理某种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机巧的话，那么，智慧就是人类对形而上的根本问题所具有的终极关怀。艾略特所谓“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去寻找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即指此意。追释尊、文殊原初以圣言设教之本怀，归根到底是为了救度人间苦难，解脱人生烦恼。

    文殊智慧的“六妙法门”门门都是救度苦难、对治烦恼之法。 所谓妙达“第一义谛”，就是让人们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度一切苦厄”的根本所在，它“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面对烦恼，要通过般若甚深智慧来深观法性，追溯元点，还原本来，探显究竟，将所遇到的形而下层面的任何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人生问题皆与终极问题、“第一义谛”相联系，也即与空相应，与真冥合，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这样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表层看到深层，透过“有”看到“空”，以妙达“第一义谛”之空性来解构烦恼、放下烦恼、忘却烦恼、淡化烦恼、转化烦恼、超越烦恼，从而获得拯救和解脱。要想妙达“第一义谛”，就必须超越相待直至绝待、超越自我直至无我、悟空直到我空法空二性俱空的境地，最后空其所空，将这个空也空去。于第一义中，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从空起用，真空妙有。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就是将这个“空”的过程视作一个无限否定、永远超越、“永不疲厌”的过程。每一次的否定都离肯定更近，但还不是肯定本身。所谓肯定就包含在无限的否定和无限的超越中，而“第一义谛”就同时隐含在无限否定所潜伏的空间里。这种“空”化的过程是一次次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升华和质的超越的过程，是在否定中不断解构烦恼和超越烦恼的过程。它从本体论的根上刨掉了烦恼习气所赖以存在的依据。当悟到烦恼之“空性”时，烦恼也就立转为空，如一滴水顿时会消饵于空性本体的大圆觉海中。所以，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可说是一种否定的智慧和超越的智慧。为了有别于其它类型的否定智慧和超越智慧，我们可以再加一句，“第一义谛”的佛家空慧就是无限否定的智慧和无限超越的智慧。它最后的肯定只是在无限的否定中显示出来。

    “不二法门”是“第一义谛”的另一种妙达方式，它为悟入“第一义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认识门径，人们可以通过“不二法门”更好地认识“第一义谛”。如果说“第一义谛”意识到存在的终极性，看到色中之空，有中之无，看到事物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那么，“不二法门”则看到事物在差异背后的同一性、同构性、平等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如果说“第一义谛”是通过存在的终极性和本质性来解构烦恼的话，“不二法门”则是通过存在的同一性和圆融性来解构烦恼。既然“第一义”为空，那么空中万象就是同一的、平等的，因而也是相通的、和谐的、圆融的、无差异、无对立的；既然烦恼的根源皆由“二”而起，二是无明之源，那么，只有不二，才能破除由二带来的无明；只有不二，才能消融和泯除由各种对立、相待、矛盾、攀缘所造成的“二”，从不二中看到存在的同一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即可解脱烦恼。这其实是站在对二进行否定和超越的角度来谈“第一义谛”的。二即有漏，不二即无漏。但不二非一，而是第一，是对一的再否定、再超越，这又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种“不二法门”的确不可思议。要想真入“不二法门”，必须达到“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甚至无有语言文字”（文殊语）的超绝境地。文殊妙圆“不二法门”妙就妙在他既意识到“不二法门”的不可言说而没有像众菩萨那样直接去说，但也没有选择维摩诘般的沉默不言，而是道不离言，以言遣言，说不可说，在语言中超越语言，从而不落有言和无言的两边，在道不可言和道不离言的紧张关系中圆融无碍，达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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